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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那时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一大”为什么不是在其他区域而是在法租界举行?这与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特殊的演变轨迹有着一定的关联,尤其重要的是,法租界(特别是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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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淮阴。1978年春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师从陈旭麓教授,198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底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多次到美、英、德、法、日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区作访问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通史•总论》、《万川集》、《冯桂芬评传》;主编《上海通史》。论文有《论郭嵩焘》、《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晚清上海私园公用与公共活动空间的拓展》等百余篇。高俊,陕西汉中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书评等十余篇,合作撰写《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上海:一座大都市的编年史》、《圣约翰大学史》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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