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

序 赵山林 19、20世纪之交，京剧和秦腔、梆子、粤剧等地方戏曲蓬勃发展，争奇斗艳，昆曲则以各种方式勉力传承，以图留雅音于一脉，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戏曲市场总体繁荣，各阶层的观众队伍日渐壮大。与此同时，作为当时西方新技术成果的留声机、唱片传入中国，某些商家敏锐地抓住了初步显露的商机，促使艺术与技术、艺术与商业不失时机地相互结合，戏曲唱片这一新鲜事物的应运而生。从此，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又依赖口耳相传、难以原声原貌传之久远的中国戏曲，有了一种新的保存和传播途径。随着众多戏曲艺术名家的倾心投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不再成为戏曲爱好者的感叹，借助唱片，戏迷可以循环往复、从容不迫地欣赏戏曲那种“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曹丕《大墙上蒿行》）的美妙音乐，“闻其声如见其人”成为许多戏迷的艺术享受。可以说，唱片的出现，对于戏曲受众面的扩大和进一步普及，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承和艺术水平的提升，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于戏曲唱片在上海的流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中有《留声机器行》二首写道： 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关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箫锣鼓一齐鸣。 买得传声器具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133页。 可见距今110年前，圆盘唱机和戏曲唱片已经在上海流行开来。 戏曲唱片的流行，甚至影响了戏曲艺人与票友的心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2年10月21日记云：“自西人留声机器输入，于是凡精此技者皆大喜，以为吾辈所长，亦可不朽。”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82—583页。 传统的观念，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此处以留声留艺为不朽，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心态变化。 正因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戏曲唱片逐渐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除国家重点支持的老唱片拯救工程之外，有关研究成果也逐渐涌现，有些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戏曲唱片，相对于唱片与戏曲关系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这一研究的拓展空间还是巨大的，而针对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戏曲唱片的整体研究成果甚少，也使我们觉得有研究进一步开拓的必要。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赵炳翔君本书选题有其独特的价值。 说本书选题有其独特的价值，是因为上海与戏曲唱片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上海是中国唱片的发祥地，绝大多数戏曲唱片都是在上海生产与发行的，而且代表了戏曲唱片的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准。赵炳翔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长期从事音乐、戏剧研究工作，对于音乐、戏剧艺术既深爱之又深知之，从事这项研究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本书的成功，首先在于构思和撰写过程中贯彻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即以民国史、社会生活史、戏曲史、都市文化学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戏剧戏曲学理论，从田野调查、文本分析与唱片实物考察三条路径的结合上进行研究。 本书从宏观上对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发展脉络作了梳理。作者从留声机的传入与上海唱片业的形成、民国年间戏曲唱片的灌制与生产概况，以及民国年间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戏曲唱片的传播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从留声机的发明，到无线电广播的兴起，戏曲唱片得以更加快速地传遍千家万户，令都市普通人群亦能聆听到名家名段，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对于唱片业几十年的发展史，本书的重点在于仔细梳理以百代、胜利、蓓开、高亭为代表的欧美跨国唱片公司是如何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站稳脚跟，完成其“本土化”改造和经营，又是如何依托本土资源和人脉，邀请到当时第一流的名伶灌音献声，制作精品，从而提高商品信誉，打开唱片销路，构成销售经营网络，形成良性循环的。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勃兴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京剧唱片研究是本书的重点，作者以京剧行当和流派为线索，分生、旦两个部分，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名伶、名票唱片着重论述。生行有谭鑫培、余叔岩、言菊朋、奚啸伯和韩慎先，作者认为此五人可以说是京剧“韵味派”的代表人物，对开宗者谭鑫培，到后起诸人的演唱渊源、流派形成、唱片灌录以及对时人、后人的影响，进行了仔细探讨。韩慎先乃是谭派名票，其唱片极有特色，对此进行的细致阐述，堪称本书的一个亮点。旦行有程砚秋、荀慧生，前者演唱风格沉郁幽咽，后者演唱风格活泼俏丽，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书作者凭借良好的音乐素养，对二人的唱片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后，作者集中笔墨，针对梅兰芳、周信芳两位艺术大师的唱片进行研究，从灌录态度、灌录过程、唱腔特色、艺术影响等方面，进行仔细的分析，彰显两位大师海纳百川、不断创新、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艺术精神。 越剧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与唱片业发展的关系相当密切。越剧本是乡间小戏，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古越民间曲调变化出优美动人的旋律，随着舞台演出和唱片、广播流行全国。本书作者对越剧唱片研究下了扎实功夫，他受吴小如先生多年前提出的唱片版本学、唱片校勘学理念的启发，运用考据法，厘清了第一张越剧唱片录制的时间及艺人的问题，纠正了以往认识上的偏差。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袁雪芬、戚雅仙、尹桂芳、王文娟、徐玉兰等越剧名伶的唱腔特色，及民国时期老唱片的灌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整理和论述。作为典型个案，作者选择徐玉兰民国时期录制的一段《是我错》，与其80年代的同段录音作比较，同样凭借本人良好的音乐素养，于细微处体察两者的变化差异，从而凸显艺术家的锐意创新和录音技术的进步。 京剧、越剧之外，本书还对民国年间沪剧、昆曲、粤曲（粤剧选段）唱片概况进行探讨。为了对上海戏曲唱片的“家底”有一个全面了解，作者多次到上海图书馆、上海音像资料馆、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等单位，对其所藏戏曲唱片进行摸底，还通过专家推荐拜访了几位私人唱片藏家。同时，作者还到北京等地查询，并注意搜集台港地区、新加坡等处的相关材料，力求材料的权威性和丰富性。作者将自己参与整理的《1949年以前的昆曲唱片》与《1949年以前的粤剧唱片》作为本书附录，这些资料殊为难得，不少数据都是最近刚完成更新，极具时效性与利用价值。 中国老唱片包括戏曲唱片是一座珍贵的艺术宝藏，本书作者在调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戏曲老唱片珍藏时亲耳听到钱益均工程师说：“中唱上海分公司的母版珍藏室，其意义不亚于敦煌的莫高窟。”这番深情话语令作者悄然动容，也促进他更加自觉地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常接触相关文化领域的专家和团队，以增进对国内外唱片保护运作的了解，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从收藏概况、修复过程、文档整理等几个方面，对中唱上海公司的老唱片修复工程进行了评述，并结合其他方面的思考，对沪上民国年间老唱片整理的现状与对策，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读罢书稿，总体印象这是一部艺术知音的力作，艺术探讨与技术探讨相互交叉，史料考辨与理论阐述相辅相成，具有自身特色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有利于戏曲史和上海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对于戏曲唱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及振兴戏曲，亦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它的出版，相信会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2017年大暑书于华东师范大学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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