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

本书利用大量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全面准确地还原了钱学森从1950年回国受阻到1955年成功回国的这一艰难历程。

虽然自钱学森回国起，有关其回国的报道就不断见诸各大报端，然而由于相关档案资料的保密和冗杂，有些报道语焉不详，人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也只是一鳞半爪。本书作者历经5-7年的时间，先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总统图书馆、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两千多页，经多方对比考证和系统研究整理，从而发现不少新的信息，也纠正了众多错误的流传与认识，比较真实、详尽地反映出钱学森当年回国这一历史谜团。同时，真实客观地描述了钱学森在事件中的心路历程——完成了其从一名留美科学家到为新中国建设倾注毕生心血的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角色的转变，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的反应、积极争取以及救援过程。

精彩书评：

关于钱学森回国相关历史的研究现状，目前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段经历是钱学森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是研究者和大众都普遍感兴趣的中心话题。关于钱学森回国事件，自其回国之日起，美国《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我国《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都有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涉及钱学森私人行李被扣、身陷囹圄、遭到驱逐等各个环节。这在当时的社会激起了热烈讨论，直到今日坊间依然津津乐道，谈兴甚浓，同时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二，对于钱学森回国经历，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钱学森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各类专著成果纷纷涌现，但唯独在最重要的归国经历方面，尚且没有专门性的著作。在已经面世的其他学术文章和专著中，也多为一笔带过，缺乏对这段历史的详细、完整、成体系的论述。

正因如此，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张现民博士的《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一书于今年年初应时面世，实际代表着钱学森研究领域一次精彩的自我突破。这本书一方面以充实的内容，娓娓道来的笔调，充分满足了大众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的求知欲望。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钱学森研究的空白，犹如拼上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使得钱学森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完善度和系统性大大提升。同时，书中大力弘扬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诠释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负笈游学中国梦，科学报国赤子情”的炽热情怀，对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海外留学生归国，都有正面积极作用。

订正若干史实。

作者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资料互证方法。一是口述资料与纸质档案资料的印证。例如关于1950年钱学森遭遇牢狱之灾时的保释金金额，钱学森夫人蒋英教授的口述与资料记载发生了抵牾。后经作者查阅多份英文原始材料证实，当时缴纳的保释金金额确凿无误为1.5万美元，口述人的记忆存在偏差。是以书中采用了更为准确的档案资料所载数字，没有采用蒋英先生口述数字。又例如1950年钱学森打算回国时邮寄行李的收件人到底是谁，这是一直以来前人研究未曾涉及的问题。现在作者利用香港《大公报》通过邮寄地址反查到，此人姓黄，又通过搜索得到拥有同样地址的另一黄姓人士“黄美娴”。其后辗转通过相关人士联系到黄美娴女士，从她口中证实收件人名叫黄立富，是她弟弟。黄立富也正是蒋英教授姐姐蒋雍的丈夫。线索追踪到此，真相已然浮现，钱学森的行李收件人与他的关系也水落石出。这正是档案材料与口述相结合，最终追寻到真相的范例。类似这种口述与文献印证的例子，本书写作过程中比比皆是。盖因口述材料囿于口述者个人记忆力的局限性，再加上漫长时光的磨蚀，往往难免错讹，因此需要档案资料的对比与校正，提高其可信度。然而同时，口述资料又可以丰满、补完文献档案中所缺失的细节，同时某些关键信息可能只有相关人员的口中才能探知。因此，只有二者相互对照、参见，才能去芜存菁，追本溯源，最大限度还原真相。二是多国的不同语种资料的互相印证。例如钱学森回国与20世纪50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作者即以中国外交部档案和美方档案两相印证，最终勾勒出事件的先后顺序和完整面貌。三是不同时间的资料前后印证。例如1995年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人员发表的《向祖国致敬》声明，被广泛采用的《神州学人》刊载版其实并非首发，而是转载。这个版本姓名排序与原版有所差异，本书经过比对之后采用较早刊登的《大公报》版本，更有说服力。

提出一些新观点。

首先，本书不仅还原了钱学森回国的全过程，而且就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了纠偏和校正。限于篇幅，不一一例证，仅举一例做出说明。目前，关于钱学森回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利用钱学森于1955年6月15日写给陈叔通的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交涉，最后要回了钱学森。这不仅在坊间是这样的认识，而且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声音。但作者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料，通过扎实的论证，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识。

作者认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美方为了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特别是想利用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机会，努力赎回那些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获的军事人员。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出面，多次同有关部门沟通协商。特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最终使钱学森回国。艾森豪威尔认为：“（经过五年的滞留），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他们还认为：“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终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

作者还认为，8月份的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释放钱学森的机会。正当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中，国防部部长助理威廉·W·戈德尔（William W. Godel）于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确认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古德温帕斯特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到1955年6月11日达到了白热化。国防部撤回了反对意见，如果钱学森要求出境签证，同意释放他。我们理解，美国国务院正在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在合适时候可以作出释放的决定。”文件还说：“这个事情早已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且他已同意释放他们。”文件同时抄送司法部。所以，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德尔·古尔丘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多机构、多形态的海量资料的支撑下，以在海量细致的基础工作前提下，以严谨、严肃、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筛选、梳理和比对，还原钱学森归国事件全貌，再将其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向读者呈现出来。人物研究往往会陷入拔高主人公、演绎主人公故事的泥淖，然而本书作者审慎地避免了空泛的抬高与议论，叙述以资料档案为依据，以还原历史场景为目的，呈现出钱学森经历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笔者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钱学森回国历史研究的空白，完善了钱学森研究的系统性，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是对史学界某些现有看法的有力挑战，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以上文章节选自中华读书报，作者李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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