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世界秩序的演化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脱钩，且人口持续地向超大城市集中，极大冲击了“国家-世界”二元划分的旧世界秩序，国家、世界和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呈现出明显的三足鼎立关系。新的空间秩序和世界城市网络息息相关，其形成主要依托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行为主体形成的全球交往网络，不仅具有经济社会意义也具有显著的政治和治理内涵。一些城市获取了不成比例的财富权重和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枢纽和话语高地，被称为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成长和世界霸权周期的大国成长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C40等城市间协作日益普遍且成熟，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城市并不仅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全球治理政理念和实践的创新者和技术领导者。孟买、上海、约翰内斯堡等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城市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推动自身能级的上升，却也产生了诸多负面，譬如城市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相互“脱嵌”，全球性与本土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冲突加剧。新的空间秩序赋予城市新的外交角色。虽然城市外交概念仍有争议，但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通过国际友好城市、多边协作平台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城市不但影响了外交决策机制，也使自身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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